顏李學派 與 武術

顏李學派與武術

馬明達

清代初年，產生在河北省的以顏元（習齋）、李塨（恕谷）為代表的顏李學派，是一個主張文武並重並積極從事武術活動的學派。顏李學派在清代學術史和思想史上都佔有重要位置，在中國武術史上尤其值得表彰，值得研究。

顏李學派的本質是反理學的，對程朱理學的徹底批判，是顏李學派的最大特點。梁啟超曾認為，顏李所創立的學說：「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借者一切摧毀廊清之，對兩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誠摯的大革命運動」。梁氏還認為，在宋明理學壟斷思想界，程朱等理學宗師極受朝野尊榮的時代，顏李大膽而辛辣的批判言論，在學術界無異於一顆震天駭地、啟昏曉聵的「大炸彈」。梁啟超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近代學術界對顏李學派的評價。

顏、李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主動不主靜，主實踐不主虛文，主實文實行、實習實用。顏習齋曾經說：「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

具體到人的養生之道與精神修養，他主張：「養生莫善於習動，夙興夜寐，振作精神，尋事去作。行之有常，並不困疲，日益精壯。但說靜，思將養，便日就惰弱。」

他強調「常動則筋骨竦，氣脈舒。」這些話同我們今天常說的「生命在於運動」很相似，在今天，這不過是一句普通格言罷了，但在「主靜」之說居於神聖地位並被士人普遍認同的時代裡，顏習齋大唱反調，獨倡「主動」之說，並針對宋儒「靜坐便是善學」的說教，斥責一味「主靜」是「惰弱」的根源，這些見解無疑是非常敏銳非常大膽的。在解釋「格物致知」這一儒家傳統命題時，他一反理學家們虛妄繁瑣的各種解說，指出，「格」就是「手格猛虎」的格，「格物」就是親手做事，由親身實踐來獲得知識便是「格物致知」。

顏習齋反對理學家株守窮廬、苦思冥索式的求知方式，諷刺這些人都變成了四體不勤、一物不知的廢物。他認為，真正的儒者要以孔子為楷模，既能文又能武，博學通達而體魄強健。那些視武技為「末技」的程朱之徒，平時侈談心性，自鳴儒雅，到國家危難之際，一個個束手無策，毫無用處。顏習齋親身經歷了明朝滅亡時士大夫不是坐以待斃就是引刃自絕的悲慘情景，因此對程朱末流的弊端，尤其是理學家重文輕武的積習，深惡痛絕。他不禁大聲疾呼：「文武缺一豈道乎！」

可貴的是，顏李學派的創始者們不只是倡導文武並重的理論家，而且是躬身履行的實踐家，研習和傳播武術，以武術為健身修性之道，是顏李學派一個顯著特點。

顏習齋生長在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趙之地。父親顏昶，是個普通農民，「形貌豐厚，性樸誠，膂力過人，愛與人較跌。」養父朱九祚當明清鼎革之際，曾參與守衛蠡縣立有戰功。習齋八歲就學於外傅吳洞雲，而吳也是一位「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的武術家。

既有家學，又有師承，顏習齋從小就養成「豪勇」氣質，同武術結下不解之緣。成年以後，他進一步系統學習各家技藝，堅持演練射箭、拳法及槍刀棍劍之法，「手著作式，嘗終夜不輟。」長期操練不輟、又勇於實踐的結果，使習齋成為一個身手不凡的武術家。

康熙三十年（1691），年已五十七歲的顏習齋曾到商水（今河南開封附近），拜訪了俠士李子青（木天），王源在《顏習齋先生傳》中記述了這次不尋常的會見：

「商水李了青，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是耶？』先生謝不敏。子青曰：『拳法，諸技本，君欲習此，先習拳。』時月下飲酣，子青解衣，演諸家拳數路。先生笑曰：『如是，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為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

王源生動地描述了顏習齋沉雄自如、游刃有餘的武術家風範，在武術史上是一段十分難得的掌故。李子青以拳法為「諸技本」（《習齋年譜》作「拳法武藝之本也」），並演練「諸家拳數路」，表明他的確是此道中之裡手，不是虛張聲勢的淺學者流，但與習齋一比就不免相形見絀了。

劍擊手腕，正是習齋精於刀劍實戰技藝的表露。三國時，曹丕以甘蔗代劍與奮威將軍鄧展比試，也是三次擊中鄧展手腕，這正是中國古典劍法以精巧見功力的地方，表明習齋武藝源淵有自，不是一般江湖人物「只好看，上陣無用」的花法武藝。

毛澤東早年在為《新青年》所寫的《體育之研究》一文中，說顏習齋「學擊劍之術於塞北，與勇士角而勝焉！」就是指這段記載而言。

顏習齋練武，不是單純為了健身延年或防身制敵，他把武術納入自己的學術體系，使之成為自己學說的重要構成部分，這顯然是一個非常了不起創舉。根據文武並重的思想主張，習齋闡釋孔孟之道，評品古今人物，以至交遊、講學、授徒，處處都把「武」字擺在突出位置上，他以自己的言行和實踐，針鋒相對地批判了以武藝為「不才」的理學先生們的陳腐觀點。

與習齋同時代而年輩稍長的南方學者陸桴亭，也是一位兼善武藝的思想家，崇禎八年（1635）前後，以天下多故，他曾與吳殳（修齡）、夏君如弟兄等，師從江南名師石電（敬巖）習武，後來終生習練不輟，而且喜歡談論攻守之道。

陸桴亭的學術思想多與習齋相合，習齋曾主動寫信與之交流心得，措辭備極誠懇。新城（屬河北省保定）學者王余佑，字申之，明亡後隱易州五公山雙峰下，「躬耕養親，不求聞達」，因號五公山人。

王余佑性喜任俠，品節高古。他「教士務實學，為文武才，時與弟子歌詩，飲酒、騎射、技擊為樂。」本人精通武藝，身手矯捷，「蹲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觀者莫不震慄色動。」

王余佑著有多種兵書，其中《十三刀法》一書傳存至今，是為數不多的明清武術典籍中的珍品，極富研究價值。習齋以父輩事王余佑，在學術思想上和武藝之道上都受到王的影響。

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習齋的高足李恕谷的父親設「谷日筵」，邀集諸賢豪「演藝談心」，命恕谷遠趨蠡縣請習齋來參加。一時，習齋的朋友弟子皆來歡聚。習齋親自主持這次學派「沙龍」性質的宴飲。席間，除了作文賦詩外，「昂昂英武」的魏子諒舞雙刀，再舞單刀。「拳師」冉懷璞亦舞雙刀。

「貌質軀健，據坐癡如，力擬石，拳擬石」的魏秀升「捐衣而前」，與魏、冉二人技擊。「不覺日之夕矣」，李恕谷又提出演習步射，於是大家乘興到三儀街揖讓而射，評定高下。

射畢，回到宅中再飲，而武藝超群的魏秀升興致猶高：「月下戲舞，平地一躍，遂登東寶榮巔！」

這儼然是一次武術盛會，一次足以令道學家們瞠目結舌的「狂怪們」的聚會。顏李學派的這種充滿豪氣的學術活動，與那些對坐鎮日參禪悟性、彼此垂目如泥塑的程朱之徒相比，真不啻天壤之別！

習齋一生倨倨於家鄉一隅，他的學術主張一直沒有能夠遠播海內，也沒有機會付諸實行。康熙三十三年（1694），習齋應聘主持肥鄉漳南書院，對他來說，這也是一次推行和宣傳教育主張的難得機會。

習齋充滿信心的制定了書院規模，除了設立經史課目外，特別設置「武備」一門，立孫、吳兵法及射、御、技擊等課目，意在造就文武兼備的人才。講課之外，他每天親自帶領學生「習禮、習射、習書數，舉石超距，技擊歌舞。」

書院充滿了生氣。這在中國書院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一次勇敢而極有意義的嘗試。可惜，不到半年，恰趕上漳水瀑溢，書院被水，一切苦心竟全部付之東流。學生們含淚送走了這位與眾不同的學者。習齋的教育思想失去唯一一次實踐機會，這是習齋的不幸，也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不幸。在顏習齋的身教言傳之下，顏門弟子大都以武術為必修之課。

習齋的傳派高足李恕谷，一生好武甚勤，造詣甚高，交遊遍天下。恕谷的武術本有家學，其父李明性號晦夫，就是一位「常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的人物，明亡後，高隱不仕，甚至足不履市闕。「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置侯比偶，審固無虛發」。

他說過：「文武缺一非道也，治天下可徒尚文乎！」足見其思想與習齋十分接近。恕谷自幼學射，後來問學於習齋門下，武藝得到習齋傳授。他對射術有特殊興趣，「雖奔走四方，依依不能忘，凡遇能射人無不問，遇射書無不覽。」曾請教射法於趙思光、郭金城等。後摭采古今射藝要領撰成《學射錄》一書，是明清此類書中的止乘之作，是我們研究古代射術的珍貴資料。

習齋晚年的大弟子王源，字昆繩，大興人。性剛而好學，尤嗜兵法，與天下學者交遊，名望早在習齋以上。然而當他聽恕谷講習齋學說後，心悅誠服，立即遠奔博野投拜在習齋門下，聽習齋講學，並向習齋學習刀法。此時的王源已是五十多歲的大學者了。

王源著述甚富，有《兵論》32篇傳世，書中曾以「控拳而斗」為例，講析用兵的法則，淺顯生動，亦見他對拳術是非堂熟悉的。習齋晚年常在身邊的弟子鐘，字若金，博野人，從習齋學六藝之學，李恕谷稱讚其學行是習齋門人中第一位。習齋主持漳南書院，身邊就帶著鐘，原因很可能是鐘文武兼長。

他們師徒二人有一段經歷：

「嘗佩刀，侍元與客語市肆，客曰：若能舞耶？ 謝不敏。元目之曰：能舞，何為謾應？ 長跽請罪，客為勸掖，不敢起。久之，元曰：起，舞刀。再拜稽首，乃起舞。時稠人廣眾，觀者如堵，莫不嗟歎，以謂聖賢弟子之禮，猶存於今日。」

這是一則耐人玩味的故事。習齋主張實言實行，反對任何原因和形式的虛言偽飾，甚至反對倩人代筆為詩文。鐘 以能而謝不能，與師教違，自然是習齋所不允許的。

鐘的長跽謝罪表現了顏門禮法的嚴峻及弟子的篤實。梁啟超曾說，顏學不傳的原因之一是「太刻苦」，從這件小事上可以對「太刻苦」三字有所悟解。習齋善刀，王源曾問刀法於習齋，鐘 又能在稠人廣眾之下舞刀，刀法可能是習齋及其弟子們的長技。

當明末清初，習武之風曾經在南北士人中悄然興起，一時蔚為風氣。這顯然同明末「流寇」之亂和明清革代的慘痛現實有關係，牽涉到的問題相當複雜，不是這篇短文所能討論的。

顏習齋生當其時，入清後又保持著遺民志節，他的習武自然與當時的風氣有關，也與地域風氣有關，應該說並不是一個特殊現象。所不同者，明清之際的士人習武多是個人行為，最多不過有三五同好或聚或散而已，沒有以武事為學術者，更沒有以文武相提並論以為缺一不可者。習齋不僅將習武納入自已的學術體系中，更重要的是還納入到他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中，這就在實事上使習武具有了體育意義。這一點，無論在明清教育史上，或在體育史上，都具有首創性質，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顏李的學說在理學獨尊的時代裡，猶如一顆光耀劃天的慧星，終因曲高合寡，很快就默然無聞了。他的文武並重的思想，以及以文武兩途培養人材的教育實踐，自李塨、王源諸弟子後，也成了廣陵絕響，不復為人們所知道。

後來，考據之學盛極一時，成了清代學術的主流，顏李學派不僅沉寂無聞，而且遭到一些人的譏諷。一直到了近代，在新舊社會的大變革中，在對近代歷史的沉痛反思中，顏李學派才又被人們驀然發現，一時間曾成為許多人研究和提倡的熱門學問。

比之顏李的學術思想來，顏李的武術活動的傳承情況可能會稍有不同，因為武術的傳播更容易走向民間，走向社會基層，所以就更多一些傳存下來的機會。顏習齋本人沒有留下什麼武術著作，他和他的弟子們練的拳、刀、劍等法屬於何種流派，同明代以來我國古典武術的主流派有何關係，這些都是我們已經無從知道的了。

但我們相信，他對武術的積極提倡和躬身傳習，通過他本人和他的弟子們，一定會有流風餘韻散存民間，特別是在武風素盛的河北省。約道、鹹之間，一位曾任河北省鹽山縣教諭的潘文學其人，也曾在鹽山縣書院分文武兩科教授學生，清末著名武術家李雲標、肖和成等人，就是書院武科的學生。這位潘文學，倡言「通神達化，備萬貫一；理象會通，體用具備」之說，以「通備」二字為拳派命名，其精神或直接源自顏李，或受到過顏李的影響，反映了顏李的武術確有遺教存世。

可惜，在重文輕武之風的影響下，這方面的歷史從來不被文人所重視，民間習武者又往往不能載述其事，資料不足使我們還不能做更深入的研究。相信隨著武術史學科的不斷發展，我們對顏李學派在武術上的具體貢獻，一定會更多一些瞭解。